80余年前传金所，冀南平原，枪声四起。
1937年11月，日军驾驶汽艇沿清凉江入侵河北枣强，铁蹄踏处，刘中正、王金兰等伪政权纷纷成立。1939年，枣强沦入敌手。
冀南人民岂肯俯首？他们以土枪为笔、以热血为墨，在这片平原上书写了一曲不屈的壮歌。
平原枪声响彻耳畔。其中，有一把名为“七星子”的手枪，其影响力至今仍在。
守护
为何侵略者会来到枣强？
摊开一张泛黄的抗日地图，便能看出枣强地理位置之特殊。枣强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地处广袤的华北平原腹地。抗战期间，日军在华北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分割、封锁并最终消灭敌后抗日力量。而在当时，枣强连接了山东德州和河北衡水、南宫、冀县（今衡水市冀州区）等重要城镇，一度成为冀南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
为了守护家园，冀南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尊严的长城。正是这片被血与火淬炼的大地，孕育了《平原枪声》这般激荡人心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平原枪声》——这部作者李晓明从自己的真实经历中取材进行创作的抗战题材小说，一经出版，便风行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
“我们这代人对《平原枪声》可熟悉喽，小时候天天看它改编的连环画！”得知记者一行前来寻访《平原枪声》里的人物原型，枣强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志国打开了话匣子，“小说中的大队长马英，是李晓明融合自身经历与多位战士事迹创作出的英雄形象，而李晓明正是枣强县程杨村人。小说中马英有一位助手老孟大爷，其原型便是张永言烈士——他生于枣强县刘家纸房村传金所。不过，小说里老孟大爷用的是一次只能装一粒子弹的‘独角龙’，而张永言用的手枪名叫‘七星子’！张永言烈士的墓碑就在刘家纸房村外，我院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履职，联合相关行政部门共同守护了烈士墓。”
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公路旁的“平原枪声 肖张镇”标志牌
车窗外风景掠过，一块红底黄字的牌子“平原枪声 肖张镇”蓦地映入眼帘。同行的司机师傅说：“肖张镇就是《平原枪声》里的肖家镇。”刹那间，小说中那些浴血的战斗仿佛化为实体。
张永言烈士墓在距离刘家纸房村口约一公里处。通往烈士墓的小路有一米多宽，枣强县检察院检察官李鹏告诉记者，这里原本尘土飞扬，坑洼难行，下雨天更是十分泥泞。如今平整的水泥路，是在张永言烈士墓得到修缮后重新铺就的。
盛夏的华北平原，绿意如海。远处青松绵延，近旁的草木在热浪中缓慢吐息。沿着小路行走，仿佛踏入一条时光隧道，走向记忆中的过往。
田野深处，坟茔静卧。2024年8月，河北省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平台弹出一条线索——张永言烈士墓被杂草覆盖，这引起了李鹏的注意。李鹏随即与检察官助理孙博森前去调查，所见景象令人心痛：墓碑几乎被杂草覆盖，本应被划定为烈士墓保护区域的土地被村民开垦为菜地。
烈士长眠之地，怎能如此？
枣强县检察院随即立案。2024年10月，该院与枣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肖张镇政府形成合力，推动划定张永言烈士墓的保护范围，并清理烈士墓周围的杂草。
如今再看，烈士墓碑已被砖瓦小亭妥帖卫护，足以遮蔽风雨。墓碑旁有两座坟堆隆起，位于前方的是张永言烈士，后方是张永言的儿子张光远。抗战烽火燃起之时，张永言一封家书将远在江苏镇江任教的儿子召唤回乡，二人一同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十多年前，张光远离世，永远依偎在父亲身边。两代忠魂，在他们倾心守护的故土中长眠相守。
墓碑远处，村民种植的绿豆苗在阳光下舒展，与烈士墓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几只蜻蜓低飞盘旋，轻轻掠过访客的衣角，宛若代烈士向记者一行致以无声的问候。
为何烈士墓会建于田埂之间？李鹏回忆道：“我们曾建议将烈士墓迁往烈士陵园统一管护，但在询问张永言烈士的重孙张书明老人的意见时，他们一家人婉言拒绝——他们仍希望烈士在原土安息，这样便于亲人祭扫。”
张书明老人今年已经66岁。记者联系到张书明老人后，他告诉记者，坟前那几束颜色各异的塑料菊花，是今年清明时，他带家人献上的思念。
李鹏伸出手，轻轻拂过碑面，一缕近乎透明的蛛网缠绕其间。他拈起一根细草，小心翼翼地将蛛网拂去。记者见此，也默默来到坟堆前，将塑料菊花按照颜色摆放整齐。
回忆
刘家纸房村，无人不知张永言。
李鹏刚说这话时，记者还有些怀疑。在办理张永言烈士墓保护公益诉讼案时，他与孙博森并不清楚烈士墓的具体位置，便来到村里询问。没想到，村民都对张永言烈士的事迹如数家珍。
进入村庄，记者看见三位大娘正在阴凉地里乘凉，便上前询问道：“大娘，你们都知道张永言烈士吗？”
“张永言呀，村里人经常提起他……”其中那位年纪最大的大娘摇着蒲扇说。
与小说中的老孟大爷经历相似，张永言原本也只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位普通农民。年少时，他因难以忍受地主的重租压榨和高利贷盘剥，无奈离乡。流浪的那些年，他踏过陌生的土地，尝尽了人间的冷暖，也在漂泊中练就了一双看透世事的眼睛。
1937年，“七七事变”如同一声惊雷，撕破了华夏大地的宁静，日寇铁蹄踏破山河。兵荒马乱之中，张永言失去了在外谋生的依托，只好重返故里。此时的刘家纸房村，已不再是他记忆里那个可以安居的故乡——它和整个中华民族一样，笼罩在一片黑雾般的迷茫与不安中。
见识过外面世界的张永言被乡亲们视为主心骨。村民们愁眉不展，围拢过来问他：“这世道，人该怎么活？”张永言站得笔直，目光如炬，声如洪钟：“怎么办？鬼子来了，就跟他拼！咱们宁死也不做亡国奴！”
在这片彷徨的土地上，一缕曙光悄然照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肖张镇成立。战委会的同志们常来村里宣讲抗日，张永言高大的身形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字字铿锵的抗日宣言，让他的眼睛重现光彩。1938年，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已经50岁。根据枣强县志记载，张永言曾任中共肖张区委书记、枣强县委委员、县参议会常委。
七星子手枪
张永言如何获得七星子手枪，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无疑，仅能容弹七发，射尽后需再重新填装七粒子弹的七星子手枪——一把现在看来不够先进的枪，却是张永言最好的朋友、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动员群众最有力的工具。张永言常在群众集会时掏出此枪：“乡亲们看，这叫‘七星子’！别说鬼子的脑壳，一寸厚的铁板也能打穿。只要咱们心齐，小日本没有打不垮的！”口口相传，“七星子”成为张永言的绰号，威名响彻冀南大地。
李晓明特意为张永言撰写的小传《老英雄张永言》中提到，张永言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庙会戏台的高处、茶馆缭绕的烟雾中、小学堂的临时讲堂，甚至是长工歇脚的牲口棚边。人们愿意把苦楚说给他听，也愿意把希望托付给他去实现。
“我的爷爷奶奶就曾是聆听张永言宣讲的村民中的一员。”刘家纸房村党支部书记张世涛至今仍记得儿时爷爷奶奶为他讲述的故事，“烈日之下，张永言腰束白布带，别着七星子，站在关帝庙前，目光灼灼，嗓音洪亮，如雷贯耳。”
时光奔流，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悄然重叠。如今烈日依旧，树木静默如昔，唯有这墓碑，是天地间最高的凭吊。
《平原枪声》中的老孟大爷，作战勇猛。马英刚当上县大队大队长时，军区为了鼓舞士气，发给他们30支枪。马英带领队员们领枪回来，穿越封锁线时，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而下，队员们全然暴露于敌人的视线之中。此时，队员们惊慌地发现，伪军的炮楼近在咫尺，四野空旷，无处藏身……正在进退维谷之时，一声枪响撕裂雨幕，马英一听便知，那是老孟的“独角龙”！原来，老孟大爷用了一出声东击西的计谋，枪声吸引了敌人的火力，队员们顺利脱险。
这段跌宕起伏的情节，正是源自张永言的亲身经历。
1939年冬，枣强县大队200余人在景村遭到日军包围。部队新建、装备简陋、经验尚缺，而敌人却装备精良、步步紧逼。此时，张永言正在距离战场十几里地的村子里工作，得知消息，马上赶到距战场三四里外的程杨村观察战况。
眼见有七八十位同志马上要突围而出，日军的骑兵却要再度追上，千钧一发之际，张永言急中生智，率领游击小队在敌军后方开火。日军误以为县大队的援兵赶到，立即调转过头想要攻击，张永言却带队迅速撤回村中，县大队借机成功突围。
现实中的“平原枪声”，如此惊心动魄！得知同志们陷于险境，张永言拿起自己的七星子手枪，毅然奔向炮火轰鸣之处；危难时刻，他丝毫不惧，举枪射击吸引敌人火力。如此英雄，怎能不叫人敬重，不叫人钦佩？
小说里，老孟大爷攻打县城时负伤，“腿落了点残废，不要紧，退休了。他闲不住，当了农业合作社的社长”——那是一个温暖而圆满的结局，是作者深情的寄望。
而现实中的张永言，最终安息在刘家纸房村，这片他深爱着的、战斗过的、血脉相连的土地。他化作了风、化作了土、化作了村庄永远的回响。
牺牲
“1940年3月永言同志……壮烈牺牲，终年52岁。”这是张永言烈士墓碑背面的铭文。记者虽知晓真实与虚构必有分野，但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怆仍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现实中，那位在小说里继续发光发热、最终安然退休的“老孟大爷”，永远倒在了1940年的春天！
透过张书明、张世涛的讲述和史料记载，张永言生命的最后时刻逐渐清晰起来：1940年3月中旬，枣强县委要开县委会，此时张永言正在家中养病。会议地点远在五六十里外，途中需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唯有趁夜色潜行。同志们都劝他以身体为重，不必赴会。他却慨然道：“我都50多岁了，怕什么？活着打日寇，牺牲了就革命到底了！”
有五位同志与张永言同行。行至王均村，埋伏在此的数百名日伪军已悄然张开罗网。敌人隐匿哨兵，欲将来人一网打尽。张永言走在最前面，忽见敌人扑至面前，要张永言交枪。张永言先是“咚咚”开了两枪，为掩护同志，他马上转身向村东疾奔！
南边，是骑洋马追的鬼子兵；北边，是骑着自行车追的汉奸。跑了不到一里地，张永言便被敌人追上。绝境中，他仍举枪射击，接连击毙敌人。但他仅有十四颗子弹，仅能填装七星子手枪两次。子弹射光后，鬼子的刺刀闪着寒光，残忍地刺入他的胸膛……
张永言未能如小说所愿，带着微跛的腿见证抗战胜利的曙光，也未能于和平岁月，在合作社的田埂上点燃一袋旱烟，笑看炊烟袅袅的村庄。
“那……他的遗体？”记者声音微颤地问道。
“当天夜里，家人就把老爷爷的尸身抬回家了。”张书明老人低声说。
听到这个消息，记者感到了些许安慰——这位可亲可敬的战士，最终得以静静地躺在故乡的泥土之下，与他最牵挂的家人、最牵挂的故土，永不分离。
张书明老人还告诉记者，与张永言同行的五名同志里，就有李晓明。那时的李晓明年纪不大，在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时，为了更好地隐匿身形，张永言有时会将他背起——或许，他们曾在浓墨般的黑夜里倾心交谈：领导人提出的那些振奋人心的理论，一旦落地生根，会焕发出怎样的力量？当黑夜散尽，黎明的光芒将会多么炽烈？那些曾经同行或已远去的人们，又将走向什么样的远方？
“张永言烈士掩护的五位同志，后来怎么样了？”记者轻声追问。
张书明老人回答道：“这五名同志都活下来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诗句如血如火，映照着张永言不灭的英魂。战友遇险时，他以枪声吸引火力，帮助战友突围；敌人来犯时，他掩护同志从重重包围中脱身。张永言甘愿为同志、为信念，付出自己的一切。
当李晓明在小说中为老孟大爷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时，那不仅仅是对他曾经和张永言烈士并肩作战的日子的怀念，更是对千千万万名如张永言般未及目睹胜利便轰然倒下的英烈最深切的祭奠。在文字的宽广时空里，张永言化身为老孟大爷，替无数个如他一般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活过了那个他们为之付出生命却未能亲眼见到的、阳光普照的清晨。
传承
张永言烈士墓全景
枣强大地，革命英雄辈出。在办理保护张永言烈士墓一案时，枣强县检察院通过调阅县志、询问行政机关、走访烈士后代、询问村委会工作人员等方式，发现全县散落在乡间的59处烈士纪念设施，普遍存在管护缺失、保护范围不明晰、未核定保护等级、未签署保护管理协议、长期未拨付管护资金等问题。
2024年9月，枣强县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召开公开听证会，形成保护共识。随后，枣强县检察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及时落实管护责任、申请专项经费、核定保护等级。如今，枣强县59处散葬烈士纪念设施依据“就地保护”的原则，全部完成环境整治，3处破损墓碑得以更换。枣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到10万余元专项管护资金，与各乡镇、各村委会签订了59份保护管理协议书，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等级及范围核定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
平原枪声——枣强抗日战争印记馆
在距离张永言烈士墓约3公里处，平原枪声——枣强抗日战争印记馆（下称“印记馆”）巍然矗立。2022年，枣强县委、县政府开始选址修建，2023年9月，印记馆顺利建成，张永言烈士的生平事迹、《平原枪声》的创作始末，都在这里清晰展出。此外，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印记馆成为枣强县打造的爱国主题公益研学路线的重要一环，英烈精神焕发新的生机。
离开刘家纸房村，车子行驶在冀南平原上。七星子手枪踪影难寻，但“七星子”以生命点亮的火种，早已燎原。保护烈士墓，就是守护民族精神的记忆坐标。每一次对墓碑的凝望，每一次对烈士墓的清理，每一次对烈士事迹的讲述，都是后来者在茫茫时空中对烈士的追忆——烈士代表的，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信仰所能达到的至高。这精神沉默不语，却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力量。
英雄并非生来是碑。他们也曾是田间荷锄的农人，是课堂执教的先生，是工厂里辛苦劳作的工人……最终，他们选择在至暗时刻燃烧自己，化作原野上、星河里永不熄灭的星辰，为后来人校准前行的方向，照亮未来的路途。他们的名字或许会模糊，但那份以生命诠释的忠诚、勇气与对家国土地的深爱，将如平原上生生不息的草木，永远扎根在这片被热血浇灌的土地深处。
（梁笑、郑鹏、马恒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检察日报·绿海·特别报道 作者：高可 王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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